马赛雷贫民窟：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
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太多极具冲击力的照片及其背后的故事在影响着非洲以外的人们。
你还记得那张佝偻蜷曲着的孩童的照片吗？秃鹫在他身边等待死亡。
你还记得年老时的奥黛丽赫本，用白色的双手扶起的瘦如骷髅的黑色孩童的照片吗？
你记得那一双双黑白分明，无辜无奈的大眼睛吗？有苍蝇时不时盯在眼睛上，也不会让这些大头瘦小的孩子们多眨一眨眼睛。
这就是非洲的孩子给我的印象。
前几天我跟随银杏海外考察团走进贫民窟。
在出发之前，当地对接的机构就郑重地警告：衣着要简单低调，手表首饰都摘掉；不要带钱带手机带相机，尤其不能在贫民窟里拿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；不要带包，带点散钱随时备抢保命等等。
华人的黄色皮肤黑头发，实在是太醒目的标示，在贫民窟里犹如一群毫无反抗能力的肥羊，简直是由不得人不去抢。
我却是半信半疑的，我很一厢情愿地认为贫民窟跟我国的城中村差不多，只不过规模更大，更混杂，虽然有持枪的小混混，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贫苦的良民。
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还是从善如流，穿上纯山的志愿者T恤（事后证明，这是最安全的着装），带着个纸笔就净身入窟了。
Mathare贫民窟是肯尼亚首府内罗毕市区第二大的贫民窟，联合国官方公布内有人口60万，但实际情况恐怕远多于预期。
贫民窟所在的地段就在城市的中心，地价不菲。最初是两位白人的地权，但因为外来人口在此聚居得越来越多，最终这两位白人就放弃了使用权，任由贫民们在这里生息。
贫民窟里没有上下水系统，居民用水都是带大桶到固定的取水点取水，污水就在房屋间隔处随意倾倒，因此在贫民窟里行走，就是在污水沟左右蹦蹦跳跳。
Mathare像一个小城镇，街道两边小贩小店林立，这些商业店铺为了生意都缴纳电费，可以用电，但是街市背后的住宅里交不起电费都是常年漆黑的。
贫民窟的住宅是用几根木头搭一个框架，然后用白铁皮或者石棉瓦搭建在木头框架上而成的，一般一间房子十平米左右，要住进去一家7口以上，很难想象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是怎样生活的。
我们在这些铁皮瓦片房子中间的污水沟两侧跳着走，常常要从勤劳的女主人们洗净晾晒的衣服下钻过。
贫民窟很脏，但是周日每个家庭都会衣着体面干净地参加团契或者去教堂望弥撒，唱赞美诗。贫民窟里的小学在周日的时候就变成了社区活动中心，教会活动、生日聚会都会在这里。
Mathare贫民窟一共有ABC三个区，仅仅一个C区就有适龄学童2万人，但是一个区只有一所公立小学，一所小学最多可以容纳1000人，供不应求。
因此贫民窟里有些受过一些教育的人就自发开设了几所“民办”小学。小学也是一两间狭小不平的铁皮房子，有的房子还歪歪斜斜随时有倒塌的风险，就这样的房子里也要容纳一两百名学生上学。
中国的留学生和志愿者们帮助Mathare改建了三所小学，把摇摇晃晃的铁皮房子改建为土坯房，虽然比我国西部的偏远农村小学还要逼仄狭小，但已经是当地较好的房舍了。
孩子们很喜欢上学，家长也支持上学，原因多样。最基本的是，很多贫民窟的家庭里一天只能给孩子吃一顿饭，而学校提供一天两顿的食物；另外因为贫民窟里鱼龙混杂，很多小孩子，尤其是女童的安全很成问题，所以很小的女孩子都会被父母教育：学校是安全的地方，不去上学就会在外面被强奸，会死。
一所小学的校长告诉我们，他们就是希望贫民窟里的孩子们多少受到一些教育，如果有机会走出贫民窟去外面找到一份工作最好，即使不然，如果孩子们多一些时间在学校里学习，就会减少他们在外面做小混混或者13、4岁就怀孕做妈妈的情况。他们也会以食物和安全作为诱饵，吸引家长送孩子来上学。
贫民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不愿意进去，所以成了一个不断膨胀的死循环。
贫民窟里的居民无所事事，没有避孕意识，也买不起避孕套，所以贫民窟里的孩子特别多，孩子们成长到十三四岁又开始新的一轮生育。
另外，虽然贫民窟的生活很艰难，但是对于很多从外地涌入首都的外乡人来说，贫民窟的生活远比他们在偏远的乡村好得多，所以还是会有大量的外乡人涌入城市的贫民窟，搭起房子成为这喧嚣密集群体的一员。
贫民窟里的青年很多，但在肯尼亚整体都无比萧条的经济条件下，就业机会本来就少得可怜，这些青年人的教育不足，再加上雇主对贫民窟人身份的不信任，青年人普遍没有工作，有的在贫民窟里做点小生意，还有的成为街头混混，找把枪或匕首，就成为贫民窟里的安全隐患。
Mathare贫民窟较另一个更大的Kibera（基贝拉）贫民窟来说，是相对安全的。即使是这样，每次联合国派官员来贫民窟工作时，都是要荷枪实弹，警卫开道的。
为了保障我们十几个中国人的安全，我们参访的学校校长还专门请了几名当地人作为安保（我们得知情况后，支付了保安费），环绕在我们周边，才使得我们在贫民窟里的行动自如一些。
艾滋病也是贫民窟的一大问题，贫民窟里70%是艾滋病毒携带者，每天都会在贫民窟的多个医药点领取抗艾药品。
一位校长说他们学校里的孩子有三成是艾滋病毒携带者，无论这些孩子的明天会怎样，他们还是希望教育每一个孩子能够快乐，心怀希望地活着。
走在贫民窟的街头，有位伙伴叹谓：这样糟糕的环境下，人们活得有什么尊严？
我倒觉得未必，环境是否糟糕，要看参照物是什么。
我们用中国的城中村来对比，就觉得贫民窟的问题更多更复杂，加上肯尼亚政府穷且无力，就觉得似乎糟糕到不适合人类生活。
可是对比在马赛村里的村民，对比在农村的农民，可能对当地人来说，这里已经是一个进步了。
特别意外的是，当我们带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对这个“糟糕”的地方发出叹谓的时候，贫民窟的居民们并没有自怨自艾，他们穿着彩色的衣服，尽可能把自己的房子“打扮”得五颜六色，他们光着脚唱着歌，他们对陌生的中国人“How are you，How are you”地问候个不停，他们在垃圾山旁边的空地上打排球，光着脚细胳膊细腿的男孩子随时用个破球练颠球，从小女孩到中年妈妈都会花20先令（1.5元人民币）编最具特色的假发辫子，当地人叫“脏辫儿”。
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下，女人还是会暗自较劲谁的裙子更好看一点，男人也还会为得到几个女人的青睐而吹吹牛皮，每个家庭都希望满足孩子多一些，希望孩子健康有出息，希望明天日子会好一点。
这些希望，就是活泼泼的生命力。
这就是贫民窟给我的印象，一方面问题重重，另一方面又生机勃勃。一面让人担心战栗，另一面又让人自然欢喜。
甚至对我来说，我更喜欢这样的内罗毕，贫民窟里的内罗毕，烟火气十足的内罗毕。
我想那些生活在贫民窟里十年的中国志愿者们，当他们跟每个孩子打招呼，问问你今天去没去教堂，玩了什么好玩的时候，当他们跟孩子的妈妈们用斯瓦希里语唠家常的时候，当那些漂亮的小孩子只是因为看见老师带了生人来，就一路跟着他们拉着衣角跑跑跳跳的时候，他们恐怕也对这里充满了浓重的情感。
用生命影响生命，没有哪里比这里更加真实，更加具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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